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何时，实体经济都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当前，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而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动新型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加快发展数字化的经济，不断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从农业国到工业大国、再向创新型经济强国跨越的奋斗史。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成就不仅体现为经济规模的跃升，更体现为结构优化、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扩大。2024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134.9万亿元，经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成为全世界增长的最大引擎。

  实体经济是维护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在我国，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劳动力需求量大，吸纳就业超过4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3%，为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在国际上，一些国家也通过扶持制造业来复苏经济，从侧面印证了实体经济在促发展、稳就业中的关键作用。此外，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还有助于提升国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实体经济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战场”。我国全世界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同时，我国在推动数字化的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面成绩非常显著，2023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准不断提升，制造业从代工转向自主创新，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AI大模型等技术赋能，培育出新能源汽车、5G等新兴起的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既是技术应用的载体，也是催生科学技术创新的土壤。

  实体经济是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必然的联系国家战略安全。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要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受制于人。实体经济的强大能够大大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强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当前，一些国家“再工业化”等战略表明，大国争夺的制高点是高端制造业。我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一定要通过攻克芯片、高端装备等“卡脖子”技术，筑牢经济安全屏障。

  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习强调，经济发展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能脱实向虚。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推动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两者协同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畅通金融血脉，持续推进长期资金市场深化改革，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向制造业等重点实体经济领域倾斜。具体而言，在政策层面，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充分的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在收入分配上，要形成实体经济友好型报酬结构，引导人才、长期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更多向实体经济领域配置；在发展结构上，要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激发企业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做优做强。

  处理好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起的产业培育的关系。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需通过技术赋能焕发活力；新兴起的产业是动能引擎，需与传统产业共生共荣，二者本质是动态互补关系。唯有统筹政策和优质创新要素，方能实现“旧动能转型不掉队、新动能成长不失速”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目标，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要坚持“两手抓”策略，一手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巩固既有优势；一手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如数字化的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等，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要整合科学技术创新资源，以科学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升级深层次地融合，促进科学技术创新衍生出新兴起的产业和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点。

  处理好实体经济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系。习强调，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层次地融合。这种融合的核心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如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研发技术力度，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要构建多元混合驱动方式，推动创新，增强实体经济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聚焦“卡脖子”技术突破，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有助于我国实体经济由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实现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的跃升。

  处理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国内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其核心在于充分的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挖掘内需潜力，夯实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际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辅助，其目标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坚持内需主导，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好国内循环，才能有效带动国际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新动力。要逐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协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和推动力。通过国内循环撬动和带动国际循环，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能。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需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取向。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生态与经济的共生性，通过绿色化、低碳化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技术创新机制，发展生态农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同时，要以生态约束倒逼传统产业升级，培育发展循环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唯有将生态优先融入实体经济发展全过程，才能实现高质量增长与高水平保护的良性循环。

  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白准确地提出，要优化产能规模和布局，持续更新土地、环境、能效、水效和碳排放等约束性标准，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当前，要以绿色化与数智化高度融合为价值目标，积极地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标准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能轻松实现制造方式的低碳转型，提高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传统产业需要通过技术方法优化用能结构、原料结构、工艺流程和最终产品结构，以此来实现节能降耗和减少排放，逐步淘汰资源消耗大的落后产能。例如，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需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装备，推进工艺流程更新升级。同时，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等资源化利用，促进废弃陈旧物资回收利用。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趋势愈发明显，这对我国制造业和出口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产业体系、培育新兴起的产业，推动高技术、高的附加价值领域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减少对低端制造的依赖，促进实体经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型。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要逐步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全力支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通过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特别是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可以有效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比如，在宏观层面上，围绕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创新任务和科技型骨干企业，完善金融支持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在微观层面，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传导效果，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等，减轻实体经济融资负担，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化的经济深层次地融合。数字化的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层次地融合是提升国民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法。要逐步完善“数实融合”发展路径，强化产业协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数字化转型，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服务水平，推动企业组织架构的优化，提升管理效率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